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社会中仍有许多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美国当地以宗教和精神分析原则为基础，并以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 「矫正治疗」，目前正在加拿大和欧洲蔓延扩张。本片深入这些宗教组织的核心调查，并揭露他们所谓的「治疗」方法，这些疗程极为暴力、足以摧残当事人的生活，导致受害者陷入忧郁甚至自杀，但他们却总能躲过政府机关的关切。
　　LGBT权利在世界各地不断取得进展，但同一时间，矫正治疗却也史无前例地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

　　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僅僅97年，差不多為一個人短短一生的時間，而兩位強人總統：凱末爾及艾爾段，執政的時間就超過40年。他們一個是帶領土耳其走向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之父，一個是堅持固守穆斯林傳統的伊斯蘭弟兄，路線看似敵對，卻像兩個孿生兄弟，使用相同專制高壓的手法，鞏固他們對於權力的夢想。
　　
　　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意圖很直接，想要告訴世人，土耳其從哪裡來？也試圖釐清這個國家未來將走向何方？
　　
　　本片拉出一條歷史的軸線，穿透這個從古老帝國灰燼中站起的新興國家，打破觀眾先入為主的想法、提供一窺其全貌的嶄新視角。

　　今天， 气候变迁的挑战已经凌驾于所有问题之上。最近的研究发现，截至二十一世纪末，全球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口将面临过去任何生物都从未经历过的处境。
　　过去已经有几部优秀的纪录片说明了地球环境的巨变，并指出人类活动对地球的长期影响。《人类世:荣耀与毁灭》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导致这种局面发生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陈述。
　　
　　人类在各个领域的进步过程，塑造出成就非凡的工业化时代，而且多半为大家所乐见。然而，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这两百年历史却充满了偏颇思维，现在应该去思考进步背后的历史，并了解我们所认为的进步过程。
　　══导演的话══
　　有一种声音驱使我们回顾那伟大的「曾几何时」；有一种声音贯穿了整部纪录片。我故意不在片中发表任何评论。那声音不是在评论画面或历史；恰恰相反，它在倾诉历史。
　　
　　我使用了各国数据来回顾战争、福特主义、边缘都市化或政治演说。我使用《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的宣传档案，呈现反共的美国如何宣扬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优点。我同时也使用业余影片，这些影片是社会学文献，是集体想象的一部分。这些影像的作者不详，内容谈论着我们和几个世代之前的人们。最后，我使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电影画面。这些片段帮助我呈现画面甚少、或是没有图像的时代（煤炭工业、十九世纪的采矿工作）。
　　档案画面的作用不在阐释，而是呈现各个不同时期。观众将随之回溯过去的点滴，欣赏其美学、氛围、声音、音乐和演说。
　　除了这些档案数据，我还拍摄了一些现代世界的画面，帮助观众更贴近这个故事。这些画面呈现在七十亿芸芸众生中，默默无名工作的人们。亚利桑纳州因核废料而「永久消失」的地区、中国的煤矿工人、贸易港口及一个极为现代化却渺无人烟的数据中心等等。
　　他们提醒了观众在影片中的大哉问：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时尚顽童Jean Paul Gaultier多年来以创意挑战一切社会定型，高举怪人旗号，颂赞每个人的独特奇异之处。 2018年，他更创作出一场跨越时装、电影、剧场、舞蹈的「时尚怪人show」，放在巴黎最著名的剧院内上演，用最艳丽夺目的方式诉说一生故事︰儿时的变性小熊公仔如何启发「爱美神飞弹」设计、爱人Francis如何成就今日的他……Jean Paul Gaultier将亲自带你游走盛会的台前幕后，在「怪人」群中寻找奇幻的美感。

　　2018年5月和6月，Jean Gabriel P_Riot与位于Ivry Sur Seine的一所高中的10名电影班学生合作，开展了一项将电影与政治结合起来的项目。学生们在摄像机前和摄像机后工作，重新布置罢工、抵抗和劳资纠纷的场景，这些电影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包括让-卢克-戈达尔和阿兰-坦纳的电影。nos d_faites汇集了调查结果，并增加了采访，在采访中，导演询问学生他们刚刚表演的场景，关于“阶级”、“工会”和“政治参与”等概念，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这是一个简单，但尖锐的设置，让观众一瞥年轻一代如何看待政治和过去的政治电影。这部影片还记录了导演试图激怒学生的企图。在导演和学生似乎处于平等地位的遭遇中，基于从未见过的导演更多类似于老师的提问，以及此时此刻对革命的思考：起义的表现反映了同样的情况。这会导致一个真实的发生吗？
　　In May and June 2018, Jean-Gabriel Périot collaborated with ten students in a film class at a high school in Ivry-sur-Seine on a project that unites cinema with politics. The students worked both in front of and behind the camera, restaging scenes of strikes, resistance, and labour disputes from films dating from the late 1960s to the late 1970s, including ones by Jean-Luc Godard and Alain Tanner. Nos défaites assembles the results, and adds interviews in which the director queries the students about the scenes they’ve just acted in, about such concepts as “class,” “labour un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bout wider social contexts. It’s a simple, yet trenchant setup, affording viewers a glimpse of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see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cinema of the past. The film also documents the director’s attempts to stir up the students. The conversations vary between encounters in which director and students seem on an equal footing, based on more teacher-like questioning by the never-visible director, and contemplations of revolution in the here and now: the performance of an uprising follows reflection upon the same. Could this lead to one happening for real?
　　回到1968年的电影时代，继续对重放从过去跳出来的电影节选的年轻人进行今天的采访，我们的失败描绘了我们当前与政治的关系。我们的失败，还是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今天的混乱？
　　By going back into the cinema of the 1968 era and going forward with present-day interviews of young people who replay excerpts of film s jumping out from the past, Our Defeats draw the portrait of our current relations with politics. Our Defeats, or do we keep enough forces to confront ourselves with the chaos of today?

　　十九歲的艾妲答應前往熟識男性的家裡晚餐。事情發生得很快，她並沒有抵抗。她的身軀已死去，靈魂早已分崩離析。
　　
　　
　　艾妲的故事結合了其他人的故事，縱使不太一樣卻又非常類似，從不同的角度觀看，一樣是骯髒不堪的故事，令人不可置信卻又是日常上演的故事。
　　
　　
　　「就如同我們為了要警告城邦暴雨將至，但卻講另一種語言。我們介紹自己，卻告訴他人我們做了那些不善之事。」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詩集1913-1958，第8卷
　　
　　
　　
　　══導演的話══
　　
　　
　　2013年，在我的第一部電影結束放映後，有一位與我同齡的女性到我面前，說有個故事要告訴我，事情是在九年前發生的，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做。之後我們再次見面，她向我傾訴她在十九歲的時候，被一個她認識的男人，在同一個星期內性侵了三次。我對於她感到十分同情，卻也非常驚訝，在講述的經過，我才發現所有的一切都與我的想像差距很大，我以為性侵都發生在晚上，在無人的街道上，施暴者是一個心理變態的陌生人，粗暴地又或者持有武器而施予加害者。
　　
　　我將這個故事告知我周遭的人，許多我親近的朋友告訴我她們有過相同的經驗，人數多到讓我腦子一片混亂，而且她們並沒有告訴我這些經歷。我明白我從來都沒有重視這件事情的核心問題，我想要了解別人究竟對我們做了多麼惡意的事情，而且某種程度上我們「放任」他去做。
　　
　　我沒有被性侵的經驗，但如同大部分女孩一樣，成長的經驗都伴隨著如此的威脅，而且多次保持堅決態度，拒絕跨越那道線。當我十九歲時，我對於愛情的想像仍是非常天真，我的防線並不是這麼清楚，若是我像艾妲遇到一樣的遭遇，遇到不對的人，我無法確定我是否能像她一樣處理的這麼好。
　　
　　我拍攝這部片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確信艾妲的故事並非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而是程度大到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當我在拍攝此紀錄片時，好萊塢製片哈維·溫斯坦事件還沒發生，我認為要讓大眾聽到像艾妲這樣被認為不夠符合被害條件，而能夠感同身受的故事是有難度的。拍攝艾妲這樣的故事有時候會有太大迴響，而且我知道紀錄片必須要成功傳遞訊息，而又不能隱藏其中的暴力，也不能扭曲她所經歷過的現實。
　　
　　要如何將這樣本質上毀滅性卻又屬於私密的經驗傳遞出去，受到的影響將會是如此巨大，卻又是無法公開的秘密？因為我希望不要將真實經過拍攝出來，而流於軼事或說教，因此決定採用另一種劇情虛構的方式，就是要求不同人站在艾妲的角度，寫出那個人所詮釋的內容。故事的結構安排希望讓觀眾能夠循著艾妲的敘事，無法在一開始就判斷出來她遭遇到何事，而事件本身也令人看不透，甚至「強暴」一詞到電影後半才出現，因為越晚陳述清楚她的經驗，這個詞彙越被隱藏在描繪的現實裡。
　　
　　我選擇讓艾妲僅僅是陳述故事，希望讓觀眾能夠自己去拼湊這個女子的影像，可以全是艾妲的樣貌，又或者不是她，我希望這個女子的臉是虛構的、普世大眾的，讓觀眾從頭到尾去想像她的臉孔。通常我們的同理心的產生會與此人的性格有關，而較不是他究竟經歷過或說了什麼，甚至有幾段我嘗試了不同詮釋方法。因此，我希望觀眾也能審視這套自我投射的機制。

　　The workers of a self-managed tea factory decide to go against the grain and play by their own rules. The problem is, how can you plan, work and survive in a world driven by ruthless competition? One day at a time, for instance. In a world ruled by profit and dominated by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weaker ones, the film literally offers an alternative set of ways about how to think our future and the means and tools to work for it. It is not an easy job but, as Taste of Hope carefully and precisely shows, there is still a lot that can be done if we change our relationship to production and labor. Instead of making grand gestures or political statements, the filmmaker works with the camera and with a thoughtful edit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o weave together new possibilities of communal existence. The result is a superbly crafted observational exercise. A little manual of self-defense and resistance in the face of a neoliberalism that wishes for workers to keep their heads down. A taste of hope indeed.